作者:曾维龙
这里有两则故事:一则故事述说从前有一批人,因缘各异,远渡南洋,垦荒开埠。之后一批又一批陆续到来。他们从群聚而结成帮派,从帮派而形成社会,从社会而融入国家,努力不缀,直到落地生根。独立以前,对教育的需求是应付基本就职需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日后回到家乡继续生活而准备,因此保持华(语)文或汉字的学习成了教育的重要前提;独立之后,前者教育功利性的目的不变,但后者则转向如何融入和认同这一新兴民族国家意识为导向,努力成为国家多元的一部分。
以外部敌人增凝聚力
另一则故事则是述说他们早就居住在这土壤上。因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到来,同时也逐步开启了这一批原居住者作为单一民族主体意识的启蒙。他们原来依靠传统经济活动方式,依靠河口海岸捕鱼、务农,统治者则依靠税收和提供保护网来治理地方。
18世纪后,殖民帝国主义者逐步引入贸易、军队和城镇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土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态。19世纪英殖民政府逐步引入现代的官僚治理模式,这一批原居住者慢慢地被纳入英殖民政府体系当中,因而也开始产生教育的需求。
二战以后,马来民族主义开始兴起,民族自救成了他们亟需处理的问题。大多马来族群还是生活在乡村落后之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反而成了底下阶层。教育成了当中关键。独立以后,民族自救和民族存亡成了早期马来民族主义者危机意识的基础,如何巩固和维持主权意识成了马来民族精英的共识。
上述两则故事,一则是早期投入华教运动前辈最常叙述的模式。当中有离乡的悲情,也有立国之时对新兴国家和土地抱有的想像及期许。(注:最经典的一句话即林连玉语“多彩多姿,共存共荣”)按这一故事模式,华教存在理由一是因为在立国以前即已存在,二是华族对立国之初的贡献。最后是因为二战以后的马来西亚本土早已是复杂多元的社会,华教的存在是多元种族共存的基本权利之一。
然而上述三点,放在另一则故事中则成了对立面,因为在维护主权意识这一过程中,必然充斥著排他性。1970年开始执行的新经济政策,直到马哈迪作为第四任首相肆意任由“巫统/国阵”逐步成为一党独大——“马来人至上”的共构统治模式,他族也加深存在的危机感。
上述话语,在林晃昇作为董总主席领导华教运动之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应对华社舆论和群众的过程中,对内可以凝聚共识,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外部敌人;对外则成了华教运动醒觉的道德依据,多元社会则成了华教运动的正当性诉求。
摆脱划分两族修辞
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我们经历了1998年烈火莫熄政改和净选盟运动后,又经历了阿都拉政府相对开放的管治和纳吉政权的贪婪政治之后,华教的故事还能这么说吗?
这里还不包括全球化因素所带来的冲击,以及1996年教育领域逐步开放给私有资本之后所造就的乱象。当中包括国际学校在过去二十年来骤然在数量上增加一倍,国民教育的水平摆放在国际评测之中,反而变得苍白滞后;课程改革、师资培训等问题,一直深受政治和官僚主义干扰。高教领域长期在种族主义和市场主义的扭曲下,学术发展停滞等等。受到伤害的,实际上是马来西亚整体公民社会和国家。
以上种种,显然在林晃昇之后(2005年又忙于内斗),不在华教故事之中。特别是在2018年一度实现政党更替,政权轮换之后,一党独大的模式终结。由数个合纵组合的希盟政权实际上打开了权威政治的缺口,因而才有统考可以在高度的国家政治议程中,开放讨论。
然而华教运动的坚守者,从林连玉基金到董教总却还浸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常引述的故事——不是华教自身的故事,而是对马来社会和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想像故事。因而希盟政府成了“巫统—国阵”的替代对象,在爪夷文课题上极尽发挥民族主义高度情操,进行攻坚战。然而在统考课题上,却又要求以理性和学术的方法处理国家承认统考的课题。这一精神意识分裂的状态,实际上反而让他族更认为你我之分,不仅仅是政客修辞,同时也是华教运动者所期待的客观存在。
一如评论人林宏祥所言,董总所领导的华教运动失去的十年,正是国内公民运动蓬勃的十年。然而,于我而言,华教运动不是失去十年,而是整整停滞了二十年。因为老是重复我们想当然耳二十年以前的老故事。
#作者是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本文由董总组稿,配合董总前主席林晃昇逝世18周年纪念,华教系列文章之一。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本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