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总要重灌操作程式   

作者 / 潘永强(政治评论作者)

1970年代以前,除了工会运动以外,大马很少比较制度化的社运团体。1970年代后,不少华裔左翼和专业人士,投身华教运动,成为一支具有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到了1980年代,大马社运的主力,其实是董总带领下的华社民权运动。

当时其他议题的社运,如环保、妇运、消费人运动,多是城市精英取向,只是零星地存在,只有董总领导的华教运动,才是一支有组织的群众力量。董总这段黄金时代的最高领导,就是林晃昇。

1980年代的董总,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观念引擎,甚至是政治思潮的发动机。在我国民主化中发挥强大启蒙作用的概念──两线制,就是1980年代中期在林晃昇领导下,由董总的核心干部提出的主张。当年的董总,俨然是大马公民社会的实质领导,如同今天的淨选盟。

弔诡的是,1980年代的马来西亚,在巫统党国威权下,是“强国家,弱社会”局面,唯独华教运动崛起。可是在2010年代,在政治转型冲击下,我国呈现了“弱国家,强社会”形势,华教运动却是萎靡低弱。

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过去十多年董总的低迷,主因是他们在社会变迁中失去自己的角色,在浩荡的社会转型风潮中,依然故步自封。在组织结构上,董总从中央到地方,组织自我涣散,人员凋零老化。在情感话语上,老旧的传统呐喊,无法连结网络时代的新兴世代,难有情感共鸣。

林晃昇时代,董总是依靠民族主义动员,结合社会进步力量,试图在文化和母语教育上,回应国家霸权和高压。在当日而言,这可说是一支公民自主的教育改革运动。

但是,林晃昇之后的董总,这股社运性格和教育改革的元气,出现下行和退化的颓势。董总的事务日趋常态化和社团化,组织成员及其偏好也日益华团化和琐碎化,领导人的准入门槛越来越低。结果,社运的气慨和教改的格局,一年比一年地退缩和平庸,精神上更不接地气。

如今政治民主化到来,意味着政治机遇扩大,参与体制的机会逐渐开放,也代表社运影响力增强。沉滞十多年的董总,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与新的时代精神再度连线?

回到根本,回到初衷,董总带领下华教运动,本来就是一股自主独立的民间教改运动,试图在文化威权的环境下,寻找进步的、人本的、优质的、替代性的教育模式。

今天,政治氛围的改变,政治空间的打开,对董总长期奋斗和提倡的教育主张,应该是提供了更有利、更包容的政策空间。如果董总可以在本身的使命和定位上,明确界定为一个真正从事教育改革的进步专业团体,把长期在华校和独中的成功模式和改革经验,在政策圈内或不同族群之间分享,必然会增强董总的角色与地位。

一个真正的教改专业团体,还要提出进步和前沿的教改主张,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反被国家超前,或落在社会后头。

当然,任何组织使命和定位的再造,必定涉及到组织的重建,用电脑术语,就是重灌作业系统,刪除惡意程式,過濾垃圾郵件。一个从事教改的进步专业团体,必然意味专业能力必须改善,它肯定需要对组织内的习气、文化、治理甚至人事作一定程度的翻转,要有创造性的破坏,包括对某些华团旧习要作出一些割捨。

新的时代精神来临了,旧的话语模式已失灵,喊打喊杀的战狼时代不再,否则会面临边缘化。董总宜重新取回在教育问政上的专业、理性形象,提高政策倡议能力,才可能在政治转型的阶段,继续保有自己的角色,以及保障母语教育的永续发展。民主化时代也意味着社运团体彼此竞争,没有人可以垄断独霸。谁不改变,谁就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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