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灵的召唤

巨灵的召唤

作者:吴小保(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如果以1920年代,江沙马来贵族学院和苏丹伊德里斯师范学院的成立,作为马来民族主义的起源,那么迄今它已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这百年来,马来民族主义就像马来人的守护灵,被各流派的大术士争相召唤,来回应各种的时代挑战。

 

这个巨灵,性格多重,莽撞,冷静,多疑,稳重,暴戾,慈爱,高傲,谦卑,集千万矛盾于一身。说穿了,它并没有自己的个性,只不过是主人的精神延伸。谁操控了它,它就变成谁。

 

一开始,大家都是这么认为,它没有灵魂,虽然有点难以驾驭,还是会听从指令。但是,渐渐地,大家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各个大术士争相使出浑身解数,彼此斗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巨灵悄悄站到幕后,成为操控木偶戏的真正大师。

 

我们都觉得自己在操控着民族主义,但,其实是民族主义反过来操控了我们。这个特性,在近当代马来人身分政治论述中,尤其是“何谓马来人?”、“什么是马来人属性?”等一系列问题,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就从“何谓马来人?”这命题,来侧面地窥探这百年来马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吧。

 

Melayu,今一般译作马来,在古代中国文献,也译作末罗游、末罗瑜、木剌由、巫来由、摩赖幼等。译法多变隐喻其意涵在历史中的万化。从原初指涉河流地域名称,到后来指长期定居马六甲、以马来语为第一语言、效忠苏丹的臣民,随后进一步因应局势而幻化出多种不同版本,尤其是20世纪中叶,马来民族主义方兴未艾之际。

 

1946年,马来人群情激涌走上街头,反抗马来亚合邦(Malayan Union)计划,吓坏了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今天我们对这段马来亚合邦历史的兴趣,主要聚焦在由政治学者黄进发提出的“公民能否相异而平等?”命题,它涉及到国家定位、公民权益,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所遭遇的多元文化课题。但是,一般人可能较没注意到,这个课题能够在战后全面爆发,跟马来人的政治文化在当代变化有关。

 

在传统的马来人政治文化中,君主与宫廷是一切政经文教的中心。根据历史学者安东尼米勒(Anthony Milner)的《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Rule),所谓kerajaan(今解政府),指的是一种拥有王的状况。在这君权体制下,老百姓没有国家观念,不觉得自己是活在一个边界清楚的领土内,而是从属于一位君王的统治之下。在这里,老百姓不能干涉政治,那是统治阶层的特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财富是身分地位象征,也是政治权力来源。因此积累财富必须谨慎小心,否则会被君主视为竞争对手,惨遭打压。

 

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随着殖民地时代的到来,开始一砖一瓦地被人撬开,终于在二战后崩溃塌陷,在原址上又覆盖新的砖瓦。关于这点,另一位历史学者阿里芬(Ariffin Omar)在其著作《马来民族:民主与社群中的马来民族概念(1945-1950)》(Bangsa Melayu: Konsep Bangsa Melayu dalam Demokrasi dan Komuniti, 1945-1950)有详尽阐述。在过去,君主是至高无上的效忠对象,如今君民平起平坐,大家共同分享“马来人”这个身分。尽管州属认同仍相当强烈,但是半岛马来人政治文化已从过去的ke-RAJA-an(君权)转向ke-BANGSA-an(民族)。民族取代君主,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最高效忠对象,换言之,即便是君主,也不能背叛马来人,否则对岸印尼各马来君王的遭遇,就是他们的下场。

 

这个“马来人”,相对于对岸印尼,是个多元概念。在印尼,马来人、爪哇人、米南加保人是不同族群。在这里,它泛指居住在马来半岛、信奉伊斯兰的土著群体,包括马来人、米南加保人、武吉斯人等,但不包括华人、印度人这些“外来”移民。

 

反马来亚合邦最终催生巫统。这些人,大部分在一开始时并没有独立建国的壮志,他们只不过希望推翻马来亚合邦宪制,恢复战前的状况。但是,毫无疑问地,对他们来说,一个理想中的国家,绝对是不包括非马来人在内。即便日后由于冷战因素,不得不在建国上向英殖民妥协,接纳非马来人为公民,他们仍然希望在彼此之间,划清界限,区分主客,由此制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从这角度看,不难理解,何以独立时宪法上的扶弱条款,日后却被理解为实质权利,那是主客权利观的产物。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马来左翼在那个时代提出反论述。1947年《人民宪章》赋予“马来人”一个全新的意涵,它告别血缘主义,完全以政治文化为考量,任何人只要放弃原属国籍,效忠本邦,接受马来文,不需要皈依伊斯兰,就可获得“马来人”身分。

 

实际上,这个左翼版本的“马来人”论述,在过去并不是这个模样,它是政治挫败后的妥协产物。在战前,马来左翼论述中的“马来人”意指弩山达拉(nusantara)的原居民,他们世代共享一套语言文化,其伟大传统可追溯到室利佛逝、马六甲王朝的辉煌时期。然而,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弩山达拉山河变色,四分五裂,子民相见不相识。因此,要还我河山,就必须驱逐外人、反抗殖民,把这破裂的江山重新拼在一块,建立一个包括马来半岛、印尼等地在内的大马来人(Melayu Raya)民族国家。

 

这样的政治论述,上承19世纪菲律宾政治家黎刹、印尼共产党人陈马六甲等重要理论家。这些理论家,就像大术士,念出神秘咒语,召唤民族主义的巨灵,给殖民主义迎面痛击。然而,由于战前马来半岛的旧政治文化观念仍然顽固,老百姓始终认为政治是统治阶层的特权,不愿犯下大不敬之罪,大术士法力再高强,也无法策动群众。

 

随着二战结束,印尼独立、革命战争爆发、英国重返马来亚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眼见大马来人理想无法落实,马来左翼才在1947年左右放弃原本的主张,与其他族群合作、妥协,重新界定“马来人”的边界,希望赢得各族人士支持。然而,这个版本的“马来人”,对不愿开放公民权的马来人来说太开放,对非马来人来说,又过于封闭。它的失败,是预料中事。

 

于是,一个相对狭隘的“马来人”定义,成为立国根基,写进宪法。随后又因应局势,创造土著(Bumiputera)概念,扩展到东马的原住民身上。为何不把半岛的做法在东马如法炮制,以“马来人”身分涵括东马原住民?背后的考量,恐怕脱离不了地方的政治、文化与历史等复杂因素,在此无法详述,表过不提。

 

从以上末罗游的奇幻旅程,我们发现它的边界(谁是,谁不是)充满弹性。在近当代政治史中,至少有三个版本,因着不同的政治局势而冒现。它的边界挪动,难道是民族主义者主观决定的?又或者如一些后殖民理论家,比如人类学者三苏(Shamsul A.B)所指,是殖民地知识所构造出来?还是说,它其实有着自己的心灵,会随着自己的意愿,踏着自己的舞步?

 

巨灵是否有自己的心灵,也许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巨灵的精神样貌,并非由个别人或群体所决定,而是竞赛下的结果。各不同流派的马来民族主义者的价值观,相互竞争,相互渗透、扩散、弥漫,形塑巨灵的性格。

 

“马来人”身分论述的边界,也是在竞赛过程中被建构出来,因此我们看到它因政治妥协与竞争,不断被调整。谁都无法主导结果,大家都被卷入这场竞争游戏,只能出尽法宝,博取巨灵欢心,期望它能为己所用。但是,这不过是巨灵使出的幻术,迷惑众生。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是奴隶。

 

而更大的幻术,是使在我们身上。我们常以为自己是局外人,其实我们都在赛局中,共同喂养着巨灵。

 

※ 配合“华教新路向”的提出,华教运动需要有新思维、新论述。有见于此,董总邀约本地知识界,针对新政局下的华教运动,撰写系列文章建言,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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