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迪的诘难和我们的焦虑

马哈迪的诘难和我们的焦虑

作者:曾维龙(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

 

我甚少在脸书对时下政治留言。然而在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后,和多数人一样,也写了那么一两句话。“首相兼教长违背了希盟宣言”、“老马在整顿自己的政治遗产”、“未来两年教育领域应当会趋于保守”云云。后来的故事大家都懂,马哈迪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宣布不兼任教长,却指定同样来自土团党的马智礼担任。

 

回顾过去一年的发展,我们必须肯定第十四届选举。譬如国家政权和平转移,证明一个长期受到威权管制思想的国家能够实现政党轮替,民主化进程迈前了一步。再如海外选票的公民动员,当中还穿插不少热血公民的故事,说明我们在经历第十三届大选挫折后,依然还有理想主义的存在。509终结一党独大的结构性局面,是1998年“烈火莫熄”、2008年净选盟运动长期累积下来的能量。因此,若问我是否后悔投票,我从不言悔。

 

然而政权和平交迭的胜利成果,伴随着马哈迪从幕后站到台前,成了悬念。尤其在教育领域议题,关乎着不仅仅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关乎我们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的权益。因而在教育课题上,成了所谓是否真能实现马来西亚3.0(若按立国发展史追溯,1957年至1969年应当是1.0、1970年直到2018年则是2.0。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尚还存在多元政党的协商模式,后者则成了一党独大——“马来人至上”的共构统治模式)的指标。

 

当然,一连串的问题该如何厘清。譬如,指责马智礼的类似种族主义言论,然后归咎于2018年选民的集体性失误是否恰当?黑鞋白鞋的问题是马智礼处理失当,抑或是政治菜鸟不熟悉政策官僚运作之故?大学预科班的固打制是强化种族主义,还是1970年新经济政策的进化版?政治人物曝露在媒体前的言行,穿插当中的还包括华人社会和马来社会两种不同的极端反应。政客的模糊概念,同时也夹杂着复杂的种族主义幽灵思绪。其中“多元”和“单元”的迷思,是这一年来引发最为混乱的问题。

 

特别是“多元”这个词汇搭配“文化”和“主义”这两个词汇时,多数政客都在含混其事。就术语而言,“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信仰价值,一种意识形态;“多元文化”(Plural Culture)简单来说则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呈现的一种状态、习惯、氛围和行为规范。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组成本来就是多元的。这里有历史累积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的因素。远的可从马来半岛从马六甲王朝之前的印度化历史谈起,近的则从英殖民主义谈起。社会的多元与我们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日常生活里我们碰见的友族同胞,祖先都来自各个不同区域,然后聚在此处,共同相处。接触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宗教是一种生活常态。有冲突吗?很多人大概都可以提出一两个与友族朋友相处的融洽例子。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或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于1924年针对美国多元社会所提出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是理论实践后的概括。1956年4月27日《全马华团代表大会争取公民权宣言》,林连玉强调“各民族能够和睦共处”、“我们认为公民权即是生存权,我们的子子孙孙,要在马来亚生存,所以我们必须为他们取得马来亚公民权;而为马来亚国获致青年的效忠,不致生心向外起见,也只有根诸权利与义务相对待的观念,给予公民权才有效果的”等言论,就是一种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在这主张之下,少数族群或非主流的文化特质应当获得尊重。

 

易言之,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文化本来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违背这种客观性的单元主义思维本身就充满着悖论。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是导致悖论存在的根由。因而,若我们相信希望联盟的构成是多元政党和多元文化的体现,是为了结束“一党独大—马来人至上”的共构统治模式才来到执政的舞台上,那么我们便得坚定地要求这一政治联盟实践和遵守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

 

因此,马哈迪以极其含混的言论,维护马智礼强调族群本位,或族群之间的相对性(不论经济地位或文化地位)时,大有回归文化保守主义的嫌疑。这种似是而非的政治修辞只可能引起更多分裂和混淆,成为投机分子的温床。因为不管是马哈迪或马智礼的言说,其背后都没有提示说他们会奉行多元文化主义,会尊重少数权益和价值意向。换言之,倘若土团党依然极力强调马来族群还是弱势的族群,摆出需要与“巫统—伊斯兰党”联盟竞争马来民族代表的论述时,只会形成另一极端。其他应该走在中间路线的政党无力回应论述,甚至导致分裂。这一分裂的焦虑,同时也成了华社舆论中普遍的思绪。

 

如何解除焦虑?特别是回归教育领域,深化和发展从林连玉开始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论述是优先议题。我们没有办法短期内直接影响政治现实,但华教运动者应当从前人的精神遗产中寻找出路。林连玉之后,林晃升领导的董总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也出现如李万千、柯嘉逊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建设者。他们也是过去马哈迪主义底下的反抗者。马哈迪的诘难,前辈们很早已经碰到过,也就没什么失望可言。重新理性评估当下的政治客观条件,或许才是最为务实的作法。

 

※配合“华教新路向”的提出,华教运动需要有新思维、新论述。有见于此,董总邀约本地知识界,针对新政局下的华教运动,撰写系列文章建言,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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