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语言主义脉络下的华教论述

作者:陈鸣诤

 

长期以来,华教内部尝试提出不同的论述,以回应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就本质而言,华教论述的核心要求是争取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权利保障。就性质而言,华教论述是一种非常在地化的论述,它的价值与意义是完全根植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脉络之中。纵使论述在内容上有显著的差异,但它们最终都必须还原到本土的情境脉络之中。如果除去这套论述的时间与空间等条件,则会丧失其特殊的历史意义。

 

然而,华教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各式各样,回应也有所不同。早期的华教论述主要是回应各种来自国家政策的挑战(例如:历届政府的教育与语言文化政策);国内政治不同时期的嬗变所激发出的论述又不尽相同(例如:从早期的两线制到如今的政党轮替);全球趋势的发展又为华教论述提供不一样的思考维度(例如: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主义);此外,华教还面对外部竞争压力的问题(例如:国民教育体制与国际学校)。这些都造就了华教论述内容含盖广泛的议题,侧重的面向也不一样,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与教育等等。

 

有一点似乎从未有人怀疑过:各种不同的华教论述最终都是为证成上述的核心价值主张。然而,建构论述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是强加某一套既定的理论或想法,更不是直接将某些信念主张单纯地视作最高的指导原则。毋宁是说,一个论述扩展了我们的视域,甚至提供我们不同的视域,去重新思考既有的问题,以及核心的价值主张。

 

本次的主题是多元语言主义(multilingualism),因此我们更该关注这套主张能提供了我们甚么样的视野,去反省原有的问题。多元语言主义是基于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多样性(linguistic diversity)的环境之中。虽然语言多样性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久长以来一直忽略它。多元语言主义主张,各种语言皆享有平等使用的权利,纵使它们有地域、文化、普及性等等的差异。

 

那么,多元语言主义能够为当今华教发展提供什么样的视野?它又否能证成华教的核心主张?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的反思与探究的。碍于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地提出两点:

 

(1) 概念的分析与澄清:当我们试图从多元语言主义的脉络下去重新思考华文教育时,我们必须充份地了解到它对既有的华文教育的概念意义产生了甚么样的影响与变化。然而,这似乎也假定,我们对“华文教育”有一个明确定义。相反的,而近年来的讨论却指出,相较于早期的发展,当今的“华文教育”已有本质上的改变。换言之,我们需要重新厘清“华文教育”的概念意涵。

 

华文教育是一个复合概念,亦即“华文”加上“教育”。在不同的华教论述里,其侧重的概念有可能不一样。同样论及“华文教育”,有者可能强调的是华文,而这关乎文化语文的传承;有者可能强调的是教育,而这关乎学习教养的方式;有者则强调华文教育在宪政上的保障,这又附带了政治权利与人权概念的内涵。因此,当我们从多元语言主义的角度思考华文教育时,这又会对既有的概念产生甚么影响?它又能赋予哪些新的意涵?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去考虑的问题。

 

(2) 方法论的难题:当我们试图引入多元语言主义的观点去证成华文教育的核心主张时,我们还必须考虑两者之间的兼容问题。事实上,多元语言主义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主张。它一方面强调语言多样性是一个事实,另一方面则强调各种语言在权利上拥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多元语言主义试图避免出现某一个语言作为主宰与霸权的现象。

 

一直以来,对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华人而言,华文教育即母语教育,两者在内涵与外延皆相同,因而是等同且可以互换的概念。已有论述指出,这种想法在早期的华教发展是说得通的,但对晚近的发展却说不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严格区分华文教育与母语教育的不同,则华文教育是第一序(first order)的概念,而母语教育是第二序(second order)的概念。同样处在第一序的还包括其他语言。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在严格区分华文教育与母语教育的前提下,多元语言主义是一套关于母语教育的证成?还是一套关于华文教育的证成?显然,多元语言主义最初是作为母语教育的一套主张;而当我们试图将多元语言主义引入华教的论述时,这却旨在证成华文教育的核心主张价值。两者显然无法轻易地混为一谈。

 

职是之故,除非我们能投入更多的资源深入研究多元语言主义的理论意涵,否则我们很难断定它是否能为当前的华教论述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与帮功。

 

#作者陈呜诤目前任教于新山南方大学学院。本文由董总组稿,配合董总前主席林晃昇逝世18周年纪念,华教系列文章之一。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本会立场。

 

 

 

从认知科学看母语教育的未来 / 吴振南 / 2020年3月14日 /星洲日报

 

在这个日益全球化,国际往来更为密切的社会里,多元语言的景象,较过去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从人权角度出发,来为母语作为教学语辩护时,基本上受到的挑战并不像过往那样,是以国家种族主义的语言政策,为其主要的竞争论述。

 

相反的,由于当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语言学的兴起与影响,当代教育理论开始重视的教学法中,特别是所谓“第二语言”学习中的“直接教学法”,它所提倡的沉浸式教学理念,很可能会对母语教育能让孩子在学习时“更容易”掌握新知识,这个母语教育的论述基础构成挑战。

 

所谓沉浸式,就是当我们在教孩子一种他不熟悉的语言时,完全不用透过他的母语来教导他,相反的,老师透过在教室里营造一种类似母语学习的环境,让小朋友把“第二语言”当成母语一样来学习。

 

换言之,这种教学法在理念上,其实蕴含了当用母语教授“第二语言”时,母语反而会成为孩子语言学习时的干扰因素的想法。而这就势必与上述母语教育的论述基础产生冲突。

 

同样的,对那些主张要以英语作为数理科的科目教学语的人来说,英语既然是在数理科领域的强势语种,如果我们采以上的沉浸式教学理念的话,是否我们就应该尽早让孩子直接用英语来学习数理科,而让他们“更容易”掌握新的数理知识呢?

 

其实,以上的论调我们虽然时有所闻,却通常只会对这类言论嗤之以鼻,不加深究,归根究柢,实则是因为我们对侧重研究人类语言现象的当代语言学不太熟悉之故。

 

让我们很简短的来看一下,语言学它的问题意识和主要的理论主张为何。当代语言学的研究,都在试图回答这个古希腊哲人的诘问,那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动物里,只有我们人类会说话?这句话依照现代科学来诠释时,科学家们便将研究的课题,放在问说究竟人类到底是如何学会说话的?人从婴儿期的牙牙学语到习得(acquisition)第一语言(也就是母语)的过程,它的机制和解释为何?

 

到目前来说,语言学在解释这个问题上,大约可分为四种理论;包括强调刺激反应机制的行为主义学说;强调语言是演化器官的能力说(就是所谓语言本能论);将孩童语言习得的各种方法,和孩童认识、理解世界的视角放在同一平台一起研究的认知科学;以及将语言视为是孩童可以说出符合情境、脉络,跟他人做有意义沟通的文化社会主义语言学说。

 

而这几年沉浸式教学理念的复苏,正是跟认知科学的发展有关的,因为有大量研究专注在语言使用如何影响其用者的世界观,让科学家对语言和认知(外在世界)之间的机制日益了解。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在华语中因为对亲属的称谓有明确的父系和母系的区别,所以华人孩童在认识他们的亲戚时,当然也就能明显地来区分对方到底是爸爸那边还是妈妈那边的亲戚;相反的,对马来人的孩童来说,因为亲戚的称谓没有区分父系或母系,所以他们在理解亲戚关系时,更为重视的反而是跟眼前的亲戚本身的亲疏关系了,如他们介绍阿姨时会说,这是跟我们家很要好的阿姨,而不会强调对方的系谱。

 

当我们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很多人都会有被第一语言干扰的经验,这是因为,每种语言跟外在世界建立的连结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语言教学上,我们若采沉浸式的教学理念,也能帮学习者更快的来获得操作新语言的能力。

 

不过,当我们要把沉浸式的教学,推到去其他知识领域时,却不一定能得出像学习第二语言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第一语言是母语用者最为熟悉、和世界的各个面向链接最为广泛的语言,所以当孩童用母语来学习如数理,这类大量使用抽象能力、逻辑推论及实证实验结果推演等等的知识时,比起他使用一个较不熟悉的语言来说,却是相对占有更多优势的。

 

如台湾就儿童教育方面的研究发现,处在教学语弱势的族群孩童,如原住民或新住民孩童,他们在校的数理成绩不佳时,有时和其聪明才智无关(这可由重视图像式智力测验来判定其IQ高低),而是和其处在不利的语言环境有关。

 

一个更好玩的语言现象是,欧美的语言学研究有发现,一旦一个孩童克服了对第二语言掌握度不佳的状况,变成一个能在双语或多语之间转换的学习者时,他们往往能在需要创造力、或在需要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提出比单语学习者更富成效的建议。这就是因为,因了解各种和外在世界建立的不同连结,也让双语或多语学习者,在看待事物能拥有更多不同的视角。

 

因此,即使不从人权角度出发,从当代语言学的观点来说,我国的多源流教育现状,也是一种比单源流教育,更具竞争力的教育制度。

 

#作者吴振南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哲学系,目前在台湾从事新住民语教材编辑的工作。本文由董总组稿,配合董总前主席林晃昇逝世18周年纪念,华教系列文章之一。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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