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1日 | 文告与声明, 最新消息, 董总文告
董总与教总联合文告
2025年9月11日
改革大学录取制度
确保透明公平竞争
大马高级学校文凭（STPM）多名优异考生再度“高分落榜”，未能进入理想大学科系，引发社会热议。这类现象多年来一再发生，暴露出我国大学录取制度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偏差，因此压缩升学空间。即便成绩优异，STPM考生仍无法凭实力获得属意科系录取，反映出现有制度的不公。为此，董教总呼吁政府必须正视问题，加速改革大学录取制度。
“高分落榜”现象的根源不在学生，而在制度层面。首先，课外活动评分长期存在标准差异，使得大学预科班（Matrikulasi）学生得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STPM考生则被迫处于不利位置。其次，大学自主招生制度（Direct Intake）不断扩大，而Matrikulasi、基础班（Asasi）与STPM等不同升学管道之间的比例始终未曾公开，导致STPM生的空间被进一步挤压。更令人担忧的是，自主招生的过度扩张，已逐渐模糊公立大学作为公共教育机构的角色，变相使大学走向商业化倾向，削弱了教育的公共性与培养人才的使命。 再者，各大学与各科系的学额分配缺乏透明度，形成“黑箱作业”的印象，加剧社会的疑虑与不满。
有鉴于此，政府必须全面检讨与改革大学录取制度。高等教育部与大学中心单位（UPU）应尽快公布完整的录取机制，包括各入学管道的权重分配，以及不同大学与科系的学额情况，让录取过程得以接受社会监督，避免黑箱操作。同时，必须立即纠正课外活动评分的不公，确保STPM生与预科班生站在同一起跑点上，以成绩作为真正的衡量标准。
本会认为，改革大学录取制度不应止于表面修补，应著眼于长远发展。政府必须坚守教育的公共性与学术标准，勿以商业导向为运作逻辑，各大学的招生规模，应以本地生为主，透过“各大学自主招生”为辅的原则进行，自主或直接入取的招生管道，不可以牺牲国民受教的机会，我们反对本地生被迫以高昂学费的管道，才能进入本地大学。政府应戮力推动合理的入学制度，公平对待所有国民。同时，也必须为偏乡地区和弱势家庭的学生设立保障名额，确保教育资源能够更公平地分配，让寒窗苦读的学子不被辜负，让社会未来栋梁不被埋没。
总之，健全的大学录取制度，必须建立在公平与透明的基础上。唯有如此，国家才能善用人才，不再让优异学子因制度偏差而屡遭边缘化，进而让教育真正成为国家进步与国民团结的基石。
2025年8月17日 | 最新消息, 董总文告
董总文告
2025年8月17日
国旗乃团结全民象征
政府须遏止极端言行
国内频繁发生国旗错置和倒挂事件后，出现“以爱护国旗之名”羞辱甚至胁迫他人的行为，引发广泛争议。董总忧心这些事件恐对学生产生错觉，进而对张挂国旗产生无谓的恐惧感。我们认为爱国是公民对国家自然的情感流露，不该受外在压力所扭曲，政府必须严厉执法对付极端言行，国人应坚决反对这类恐吓与霸凌。
无论是政治人物或社会组织，若动辄纠众恐吓施压，意图“教训”他人之举，已形同私刑，不但超越法律的界限，更破坏了社会的理性与和谐氛围。任何疑似违法或不当行为，只能交由执法机关秉公办理，任何人都无权凌驾法律，更不可煽动情绪，诉诸人身攻击或围堵施压。
国家要维护团结与稳定，必须依赖健全的法治秩序，不容坐视任何人为制造的社会恐惧。尊重国旗应是内心自发的情感，在多元民主社会，更需要透过理性对话和正面引导，而不是以羞辱或惩罚强加于人。团结政府理应及时介入，旗帜鲜明地捍卫法治，避免少数极端言行扩大成“国旗恐慌”。
真正的爱国应源自认同与尊重，而非在威吓中屈服。国旗是凝聚民心的象征，不是某些人士用来分裂社会的工具，学校教育必须引导下一代理解国旗所承载的价值与尊严。如果因为某些人的极端行为，让年轻一代对国旗心生恐惧，势必扭曲教育应有的作用，使爱国精神沦为压力甚至阴影。
国庆日即将来临，我们呼吁当局以教育倡导为本，营造理性、健康的爱国氛围，使全民能自然表达对国家的热爱。我国是多元社会，团结和谐的基础来自互相尊重、理解与包容。国旗应当是所有国民共同的骄傲，而不是沉重的心理负担。唯有坚持理性与法治，国旗的尊严与国家的荣光，才能在全民心中长久扎根。
2025年8月7日 | 最新消息, 董总文告
董总文告
2025年8月7日
城市规划应回归专业公平
反对以族群固打主导蓝图
政府在《吉隆坡2040年结构蓝图》（PSKL 2040）中，拟以政策手段确保特定族群在首都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地位。首相署（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扎丽哈近日在国会指出，蓝图目标之一是透过政策维持土著人口不低于40%，并在指定地段兴建专属于特定族群的可负担房屋与商业设施。董总认为，此举恐导致城市规划偏离公平与专业原则，背离包容性发展的初衷。
官方数据与政策论述不符
首先，根据大马统计局的2020普查结果显示，吉隆坡族群分布为土著佔47.7%、华裔41.6%、印裔10%、其他族群0.7%。其他如雪、霹、森、甲、柔等州的土著人口亦超过六成。槟城研究院的最新统计显示，该州土著佔41.3%、华裔39.5%、印裔8.6%、其他族群0.6%、非本国公民10%。可见扎丽哈部长的资料来源有待商榷，与官方数据并不相符。倘若以未经验证的资料作为基础，恐将误导公共资源配置，影响政策的正当性与执行效果。
本会并不认同以族群为导向的保护主义政策。城市发展应以社会公平与经济永续为基础，协助所有弱势群体，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而不应将资源分配建基于族群身分。若以人口比例作为政策依据，恐将加剧族群间的不信任与对立，影响国民团结。保护主义如果用于协助扶助低收入或边缘社群（如B40群体）尚可理解，但若仅针对特定族群，则形同以公共资源强化族群壁垒，削弱多元社会应有的共融发展，与公平正义原则背道而驰。
吉隆坡作为首善之都，其发展蓝图应以国家发展与竞争为核心，藉以吸引国际化专才与企业入驻，并且兼容居民的衣食住行。此文件须由隆市政府、专业团队与全体居民共同协商，根据人口密度、交通运输、住屋是否充足且负担得起、生态永续、社区活力等指标作出规划。真正的包容性城市，不在于强调族群比例，而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平等享有居住、发展与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当前应优先解决如可负担房屋不足、公共交通系统不完善、基础设施老旧等实质问题，而非重回族群划界的思维。唯有以人为本、以需求为导向，方能实现宜居与永续的首都愿景。
教育发展亦应纳入城市规划
都市发展规划必须回应社区要求，依据社区需求增建各源流学校。较早前，副教育部长黄家和透露，该部门已完成《垂直学校发展规划指南》的，涵盖学生监管与安全等多项学校设计。我们非常关注，这份指南将如何促成华文小学、独立中学和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垂直发展，又如何与PSKL 2040呼应，确保在土地有限的都市环境中，各族群的教育需求皆受到平等对待。城市发展不应仅考虑经济与基础建设，教育作为社区核心功能，也应纳入整体规划体系。唯有同步落实教育资源的平衡发展，方能真正实践多元与共融的城市精神。
众所周知，PSKL 2040作为宏观发展蓝图，是整体城市规划的骨架，而《吉隆坡2040年地方蓝图》（PTKL 2040）则为具体执行蓝图。若前者偏离公平原则，后续执行势将失衡，无法落实首相安华所承诺 “各阶层受惠且兼容并蓄” 的城市愿景。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理念与方向的根本错误。
应回归专业摒弃族群考量
扎丽哈部长的言论，显然已与首相安华于2024年启动PTKL 2040时所强调的公平包容精神相违背，亦与 “昌明大马” 治国理念背道而驰。当局必须谨记，“昌明大马” 不应流于口号，亟需体现在每一项具体政策之中。城市规划攸关全民福祉，不应沦为族群政治工具。为此，我们呼吁政府审慎检视蓝图内容，摒弃族群本位考虑，回归城市规划应有的专业、公平与包容精神，真正为全民打造一座宜居、进步与开放的首都吉隆坡。
2025年8月5日 | 最新消息, 董总文告
董总文告
2025年8月5日
理性看待国旗错置事件
秉公处理切勿双重标准
董总密切关注森州波德申中华小学的国旗倒置事件。本会充分理解并尊重国旗作为国家最高象征，在全体国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其正确展示理应受到重视。然而，任何机构若因疏忽错置国旗，社会固然有权批评，惟在未厘清事实前，不宜妄下定论。对于一时疏忽的错误，应以教育与纠正为先，加强内部监督，而非贸然祭出严厉惩处。
事实上，国内过去半年已有多起国旗错置事件。4月中旬，《星洲日报》和《光华日报》分别在报章封面刊登缺少新月图案的国旗，事后编务高层停职接受调查；同月24日，教育部在《大马教育文凭（SPM）成绩分析报告》中使用错误设计的国旗图案，部门致歉后，涉事人员最终仅遭内部调职处理。上述事件处理方式不一，难免让人质疑当局的标准是否一致。
我们认为， 国旗使用上的疏忽应就事论事看待，倘属无心之失，并非蓄意冒犯，不宜轻率定调为重大过失，更不应在尚未查明动机前作出高调惩处的表态。类似事件，应予秉公处理，依照法规，而非因对象不同而有所宽严不一。承担错误固然应当，但处理方式必须合乎比例原则，既要有教育意义，也应展现包容精神。
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理性看待此事，交由相关部门深入调查，不应将其上纲上线，更不应煽动社会情绪或针对特定学校施以过度压力。国旗不仅是国家的象征，更代表一种共同信念与团结精神。此事应作为一面镜子，在尊重国旗的同时，把握教育现场中的反思空间，也提供道歉和纠正改善的机会，唯有如此，才能建立真正让人信服的爱国教育氛围。
2025年7月31日 | 文告与声明, 董总文告
董总文告
2025年7月31日
促高教部公开数据释疑
确保公立大学录取公平
本会关注高等教育部长赞比里日前在国会书面回答议员有关公立大学录取结果之质询，亦即2024/2025学年共有8,612名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及同等学历考生获得公立大学录取，人数较2018/2019学年的4,530人增加90.1%。尽管整体人数呈现明显增幅，惟当中仍有未解之处，尤其是学历来源与录取依据亟待释疑，当局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相关数据背后的具体内容。
首先，上述8,612名获录取的考生，有多少人为大马公民？有多少人以STPM成绩报读？又有多少人以A（A-Level）或其他同等学历报读？所谓“同等学历”究竟包括哪些国内外文凭资格，认可标准为何？尽管数据呈现整体人数增加，当局并未提供不同科系、入学途径与各群体录取标准之具体细节，亦未明确说明此增幅是否涵盖热门科系或仅属其他科系，因此以“名额翻倍”之说法委实难以验证。凡此种种疑问，高教部应逐一公开说明。
董总历来支持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乐见各族学子获得更多升学资源。惟有关STPM及同等学历的统计资料未充分公开之前，我们忧心所谓“录取人数大幅提升”的说法，将掩盖不同考试体系在录取机会上的差异与潜在不均。STPM作为国内唯一全国统一的中六课程，学生须历经严谨的教学与公开评核，其学术认受性与培育过程与其他同等学历相比有其制度上的差异。若STPM考生在录取人数中仍居于劣势，则所谓“增幅”说法，可能并未真正反映出本国中学生的待遇已获改善。
虽然高教部长在答询中声称，“直接招生制度”（Direct Intake）并不影响大学中心单位（UPU）的名额，不过这项说法目前并无实质数据佐证。外界无从得知该招生管道，每年分配多少名额、如何与 UPU总名额区隔，以及录取标准是否等同？高教部亦未说明，是否所有经由直接招生录取者，其成绩表现皆与 UPU 录取者持平，或是否存在门槛偏差，进一步削弱录取制度的公平性。
值得关注的是，无法透过 UPU 正式录取入读大学者，若选择自行缴交高昂学费，则可透过“直接招生制度”进入同一学系，这种情况将引发社会对招生制度公平性与透明度的合理疑虑。若大学以财政压力为由，大幅依赖此类收费入学机制，将可能使入学机会与家庭财力挂钩，而非纯以学业表现为依据。高教部必须正视，此类趋势是否已演变为社经地位优先的招生机制，进而侵蚀原本应以公平、公正为核心的高教录取制度。
本会肯定多元入学途径的积极意义，坚持大学应以一致、合理的标准进行录取，不应因报考体系差异而出现待遇不公。若高教部与各大学真有意维护教育公平原则，就不应回避资讯公开的责任。录取制度的公平性，必须建立在透明的基础上。高教部应主动公布完整且可供查证的录取数据，包括各类入学管道、各科系与各年度录取人数与标准；此外，也应对不同入学管道的平均成绩门槛对比分析。唯有以具体内容回应社会，才能让公众监督制度运作，防止招生政策在不透明中强化阶级差异，让公平原则沦为空谈。
2025年7月3日 | 文告与声明, 最新消息, 董总文告
董总文告
2025年7月3日
司法高层勿久悬未决
吁政府交代任命进展
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东姑麦润（Tengku Maimun）和上诉庭主席阿邦依斯干达（Abang Iskandar）相继任期届满退休后，惟继任人选尚未公布。董总对此深表关注，呼吁政府尽速就此公开说明，避免司法高层出现悬空。
作为三权分立的重要一环，司法机构的独立、公正与权威是民主制度的基石。东姑麦润多年来在司法岗位上恪守职责，任期最后阶段仍作出标杆性裁决，展现其坚持法治与公义的精神，深获社会各界尊重。首席大法官与上诉庭主席作为司法体系最高领导层，其延任与任命事宜攸关国家宪政体制与司法权力的延续。倘若其空缺未能及时补上，不仅会延宕重大案件的审理进程，也可能动摇公众对法治的信心。政府有责任向社会交代目前的遴选与任命进展，避免各方揣测与不安蔓延。
大马律师公会日前公开表达忧虑后，决定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讨论司法高层悬空与任命机制问题，我们对此表示支持。团结政府多次强调维护司法独立和体制改革，包括检控分家等重要承诺，至今仍未见落实，加上近期多宗瞩目的“释放不等于无罪（DNAA）”和“无进一步行动（NFA）”案件，都与社会期待有明显落差。改革不容懈怠，我们提醒当局须尊重法治精神，根据宪法与既有机制尽速完成司法领导层的延任或遴选任命程序；同时，确保其遴选与任命过程，坚持透明、公正、专业三大原则，恪遵程序正义，保障继任者在不受干预的环境下履行职责。
司法的独立、公正与稳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健全发展至关重要。我们一向以来主张，教育与司法皆属国家民主基石，两者皆需远离政治干预，方能保障多元社会的公平正义与长远稳定。我们期待政府体现改革意志与制度诚信，巩固国人对国家体制的信心。
